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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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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据北青网12日报道，从亚足联方面传来消息，由马宁领衔的6名中国籍裁判已经安全从沙特吉达抵达利雅得。如无意外，他们将正常执法当地时间12日晚、北京时间13日凌晨开球的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西亚大区第二轮，C罗所效力的利雅得胜利主场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石油工人的比赛。
这是马宁第4次执法C罗的比赛，此前3次对决利雅得胜利2胜1平。马宁、傅明、周飞都有世界杯执法履历，整套裁判团队全部为中国籍。
此前报道
马宁：这跟每个裁判的个性、特点有一定关系。我属于那种，见到无论明星还是大牌球员，不发怵、没有心理压力。其实我执裁比赛的时候，看的就是两个队的颜色和号码，不会太在意队员名字和名气。当然，这也需要长期比赛经验的积累，因为我们到高水平的比赛，不是从低级别比赛一下跳这么高，也是一步一个台阶。
观察者网：足球是一项非常受关注的体育运动，也有很多身价不菲的明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面对压力，怎么做出果断又准确的判罚？
马宁：没有任何压力。
据咪咕体育10月12日消息，北京时间10月13日02:15，亚冠精英联赛，利雅得胜利主场对阵费尔干纳石油工人。
裁判完整名单：
第四官员：张雷
一助：周飞、二助：罗政
此前受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炸弹袭击影响，裁判组赴赛区行程一度调整。而目前全体人员平安，赛事执裁前置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据媒体报道，2024年2月22日举行的亚冠1/8决赛中，马宁对效力于利雅得胜利的C罗出示黄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轰动。当时，C罗在拼抢中无意踩踏了对手，流露出委屈、急躁的情绪。在与C罗交流后，马宁对他出示黄牌。马宁近期接受采访时曾回忆那场比赛，表示自己是想让C罗冷静一下。“冷静完了之后我再给他这张黄牌。”
观察者网：给C罗黄牌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在今年6月世界杯期间与观察者网的独家对话中，马宁分享了他的执裁心得。
主裁：马宁
VAR：傅明、AVAR：杜健鑫
【历史交锋】
伊万下课不可逆转，关于他的继任者，坊间流传各种说法。最近几天，前印尼队、韩国队主教练申台龙的名字，就被各大媒体广泛提及。16日中午，申台龙在接受韩国记者林城日采访时证实，自己并未收到任何有关中国足协的报价，但申台龙同时表示：“如果有报价的话，我将会积极考虑；如果让我执教中国队的话，我相信我会做得很好。”
申台龙还指出：“尽管中国队一直在使用颇有名气的外籍教练，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已经找到原因，事实上并不是带来一个优秀的体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对待中国足球，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建队思路和方法：“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从中发现他们的优势并加以借鉴。”
申台龙能够讲出此话绝非是心血来潮，过去十年，他作为对手与中国各级国字号屡有交锋，做球员时，也很了解中国足球。“我从球员时代，就对中国足球有着丰富的经验，也作为教练与他们多次交手。”谈及此事，他展现出十足的自信，“我很清楚中国队为什么表现不佳，也能看出中国队为什么没有取得好成绩。如果让我来担任主教练，我有信心做得很好。”
但事实上，有关申台龙与中国足协传出的绯闻，最早起源于一些毫无任何事实根据、纯粹依靠臆想而编造假消息的中国自媒体。随后，这些所谓的“爆料”被诸多印尼、韩国媒体所注意，并迅速被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愈演愈烈之际，申台龙显然坐不住了。昨天（15日），他所属的经纪团队就出面予以辟谣，次日，申台龙干脆自己主动出来对此事予以澄清，当然，他也顺便谈及对于中国足球的看法。
申台龙说：“如果中国足球方面有邀请的话，又有什么可担心和苦恼的？”他直言，“如果有报价的话，我就去执教，中国男足国家队绝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位置。”
中国球迷对于申台龙并不会感到陌生。球员时代，他就多次与中国国字号球队、中国俱乐部有过多次交手；从教以后，在亚冠、东亚杯乃至世界杯预选赛等一系列国际比赛中，也经常扮演中国足球的拦路虎。而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0月世预赛18强赛，但当时在青岛，申台龙并没有延续之前每逢中国足球的常胜状态，相反印尼队还遭遇一场1比2的失利。事后证明，那场败仗在一定程度上，把申台龙压得喘不过气，开始呈现下课危机。几个月后，由于带队在东南亚锦标赛表现欠佳，申台龙黯然离开了印尼队。目前，他的身份是韩国足协副主席兼城南FC俱乐部非执行董事。
然而就在最近，这位54岁的韩国男人与中国足球开始传出绯闻，不免让人有些惊讶。16日，申台龙对此做出了公开解释。他首先笑言道：“不清楚为什么总是提到一个默默无闻、保持安静的人？”随后便斩钉截铁地表示：“并没有接到来自中国足协方面的执教提议。”他甚至疑惑地发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新闻。”对此，在表示无奈地同时，证实这些传闻都是毫无根据。
不过在中国男足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韩国籍教练担任教练。唯一的例外是在2018年，在临时组建的男足集训队教练组中，韩国足坛名宿李云在、崔震澣、崔镇喆曾有现身，但很快便从中国销声匿迹。
【球员介绍】
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层的“小事”，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实在令人担心。
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
“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但他们会说：还好当初学了足球，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团队运动，要和队友一起合作，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判断力、执行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
归根结底，踢球的孩子，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对于青训来说，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孰轻孰重，孰因孰果，确实值得思考。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恐怕不是某一条“训练方法”，而是一整套对“人”的理解：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冒险的心理，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对于足球来说，在这种心理之外，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才能不断成长。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表现自己，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
“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围人逊色，踢不上比赛，被教练批评，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
“相反，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心怀不甘的孩子，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没法自如发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关键在于——青训岗位把“足球判断权”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
井上说：“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
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补的，在家庭、学校、社会里学到的东西，与踢球学到的东西，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讲究耐心，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反复给孩子机会，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也能有机会出头……井上认为，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
“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那是一场正式比赛，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试图去讲话时，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面对队友在讲了：如何组织、如何解决问题、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
“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其实正在发生变化。”
“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大多球员是在18岁，在日本来说，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绝对不会在12岁、15岁就盖棺定论。”
井上回忆，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去成长。
“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那他就不配做教练。”
“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去足球培训班学习，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
井上孝浩，日本青训从业者，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关于青训，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从他的视频分享中，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即足球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
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集体化从众心理等，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井上认为，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并承担责任。父母、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决定目标，制定计划，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这番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前国脚杨旭就说，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场上怎么踢，一切听教练的，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
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学校里也有足球课，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而真想继续踢好球，要靠个人去俱乐部、社会机构“练级”。
“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决定派谁上时，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做出公正评价，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时常有这样的传闻：为让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甚至家长还要“上供”，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
“对于教练来说，两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教练说出怎样的话、给予怎样的指导，这很重要。比如说‘输球就是因为你’、‘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这类话，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第二，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
“你如果问日本教练，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上学更重要。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
“我们作为教练，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觉得‘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最后反而没成。”
“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怀着敬仰去尊重，但前辈借此去支配、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已经逐渐改变了。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让后辈观察和学习，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
“在日本，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对队友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再比如球队器材，捡球、搬球门、摆放标志桶……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自己动手。”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足球。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直接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回答采访，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
“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是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是足球教练。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左右，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体操、跳箱、垫上运动、躲避球之类。”
一个社会、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有时候，要想做出改变，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井上认为，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
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让孩子对自己负责、让家长对环境负责；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把“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能否踢成职业”这个执念，从青少年身上拿掉。
“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作为管理者，我会严肃提醒他们。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
杨旭说：“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而不是教练指挥。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内容自己填写，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就应该这么踢，必须这么踢。”
在井上的理念中，树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对孩子们来说，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思维习惯上的疾瘤，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
“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学、直到22岁，都能持续接受青训，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很开心，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他就成长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更成熟、更能承担责任——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二头）
【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据北青网12日报道，从亚足联方面传来消息，由马宁领衔的6名中国籍裁判已经安全从沙特吉达抵达利雅得。如无意外，他们将正常执法当地时间12日晚、北京时间13日凌晨开球的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西亚大区第二轮，C罗所效力的利雅得胜利主场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石油工人的比赛。
这是马宁第4次执法C罗的比赛，此前3次对决利雅得胜利2胜1平。马宁、傅明、周飞都有世界杯执法履历，整套裁判团队全部为中国籍。
此前报道
马宁：这跟每个裁判的个性、特点有一定关系。我属于那种，见到无论明星还是大牌球员，不发怵、没有心理压力。其实我执裁比赛的时候，看的就是两个队的颜色和号码，不会太在意队员名字和名气。当然，这也需要长期比赛经验的积累，因为我们到高水平的比赛，不是从低级别比赛一下跳这么高，也是一步一个台阶。
观察者网：足球是一项非常受关注的体育运动，也有很多身价不菲的明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面对压力，怎么做出果断又准确的判罚？
马宁：没有任何压力。
据咪咕体育10月12日消息，北京时间10月13日02:15，亚冠精英联赛，利雅得胜利主场对阵费尔干纳石油工人。
裁判完整名单：
第四官员：张雷
一助：周飞、二助：罗政
此前受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炸弹袭击影响，裁判组赴赛区行程一度调整。而目前全体人员平安，赛事执裁前置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据媒体报道，2024年2月22日举行的亚冠1/8决赛中，马宁对效力于利雅得胜利的C罗出示黄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轰动。当时，C罗在拼抢中无意踩踏了对手，流露出委屈、急躁的情绪。在与C罗交流后，马宁对他出示黄牌。马宁近期接受采访时曾回忆那场比赛，表示自己是想让C罗冷静一下。“冷静完了之后我再给他这张黄牌。”
观察者网：给C罗黄牌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在今年6月世界杯期间与观察者网的独家对话中，马宁分享了他的执裁心得。
主裁：马宁
VAR：傅明、AVAR：杜健鑫
【历史交锋】
伊万下课不可逆转，关于他的继任者，坊间流传各种说法。最近几天，前印尼队、韩国队主教练申台龙的名字，就被各大媒体广泛提及。16日中午，申台龙在接受韩国记者林城日采访时证实，自己并未收到任何有关中国足协的报价，但申台龙同时表示：“如果有报价的话，我将会积极考虑；如果让我执教中国队的话，我相信我会做得很好。”
申台龙还指出：“尽管中国队一直在使用颇有名气的外籍教练，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已经找到原因，事实上并不是带来一个优秀的体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对待中国足球，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建队思路和方法：“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从中发现他们的优势并加以借鉴。”
申台龙能够讲出此话绝非是心血来潮，过去十年，他作为对手与中国各级国字号屡有交锋，做球员时，也很了解中国足球。“我从球员时代，就对中国足球有着丰富的经验，也作为教练与他们多次交手。”谈及此事，他展现出十足的自信，“我很清楚中国队为什么表现不佳，也能看出中国队为什么没有取得好成绩。如果让我来担任主教练，我有信心做得很好。”
但事实上，有关申台龙与中国足协传出的绯闻，最早起源于一些毫无任何事实根据、纯粹依靠臆想而编造假消息的中国自媒体。随后，这些所谓的“爆料”被诸多印尼、韩国媒体所注意，并迅速被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愈演愈烈之际，申台龙显然坐不住了。昨天（15日），他所属的经纪团队就出面予以辟谣，次日，申台龙干脆自己主动出来对此事予以澄清，当然，他也顺便谈及对于中国足球的看法。
申台龙说：“如果中国足球方面有邀请的话，又有什么可担心和苦恼的？”他直言，“如果有报价的话，我就去执教，中国男足国家队绝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位置。”
中国球迷对于申台龙并不会感到陌生。球员时代，他就多次与中国国字号球队、中国俱乐部有过多次交手；从教以后，在亚冠、东亚杯乃至世界杯预选赛等一系列国际比赛中，也经常扮演中国足球的拦路虎。而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0月世预赛18强赛，但当时在青岛，申台龙并没有延续之前每逢中国足球的常胜状态，相反印尼队还遭遇一场1比2的失利。事后证明，那场败仗在一定程度上，把申台龙压得喘不过气，开始呈现下课危机。几个月后，由于带队在东南亚锦标赛表现欠佳，申台龙黯然离开了印尼队。目前，他的身份是韩国足协副主席兼城南FC俱乐部非执行董事。
然而就在最近，这位54岁的韩国男人与中国足球开始传出绯闻，不免让人有些惊讶。16日，申台龙对此做出了公开解释。他首先笑言道：“不清楚为什么总是提到一个默默无闻、保持安静的人？”随后便斩钉截铁地表示：“并没有接到来自中国足协方面的执教提议。”他甚至疑惑地发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新闻。”对此，在表示无奈地同时，证实这些传闻都是毫无根据。
不过在中国男足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韩国籍教练担任教练。唯一的例外是在2018年，在临时组建的男足集训队教练组中，韩国足坛名宿李云在、崔震澣、崔镇喆曾有现身，但很快便从中国销声匿迹。
【球员介绍】
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层的“小事”，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实在令人担心。
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
“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但他们会说：还好当初学了足球，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团队运动，要和队友一起合作，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判断力、执行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
归根结底，踢球的孩子，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对于青训来说，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孰轻孰重，孰因孰果，确实值得思考。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恐怕不是某一条“训练方法”，而是一整套对“人”的理解：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冒险的心理，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对于足球来说，在这种心理之外，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才能不断成长。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表现自己，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
“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围人逊色，踢不上比赛，被教练批评，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
“相反，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心怀不甘的孩子，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没法自如发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关键在于——青训岗位把“足球判断权”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
井上说：“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
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补的，在家庭、学校、社会里学到的东西，与踢球学到的东西，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讲究耐心，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反复给孩子机会，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也能有机会出头……井上认为，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
“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那是一场正式比赛，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试图去讲话时，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面对队友在讲了：如何组织、如何解决问题、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
“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其实正在发生变化。”
“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大多球员是在18岁，在日本来说，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绝对不会在12岁、15岁就盖棺定论。”
井上回忆，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去成长。
“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那他就不配做教练。”
“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去足球培训班学习，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
井上孝浩，日本青训从业者，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关于青训，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从他的视频分享中，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即足球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
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集体化从众心理等，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井上认为，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并承担责任。父母、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决定目标，制定计划，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这番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前国脚杨旭就说，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场上怎么踢，一切听教练的，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
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学校里也有足球课，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而真想继续踢好球，要靠个人去俱乐部、社会机构“练级”。
“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决定派谁上时，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做出公正评价，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时常有这样的传闻：为让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甚至家长还要“上供”，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
“对于教练来说，两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教练说出怎样的话、给予怎样的指导，这很重要。比如说‘输球就是因为你’、‘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这类话，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第二，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
“你如果问日本教练，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上学更重要。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
“我们作为教练，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觉得‘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最后反而没成。”
“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怀着敬仰去尊重，但前辈借此去支配、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已经逐渐改变了。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让后辈观察和学习，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
“在日本，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对队友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再比如球队器材，捡球、搬球门、摆放标志桶……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自己动手。”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足球。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直接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回答采访，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
“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是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是足球教练。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左右，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体操、跳箱、垫上运动、躲避球之类。”
一个社会、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有时候，要想做出改变，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井上认为，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
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让孩子对自己负责、让家长对环境负责；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把“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能否踢成职业”这个执念，从青少年身上拿掉。
“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作为管理者，我会严肃提醒他们。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
杨旭说：“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而不是教练指挥。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内容自己填写，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就应该这么踢，必须这么踢。”
在井上的理念中，树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对孩子们来说，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思维习惯上的疾瘤，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
“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学、直到22岁，都能持续接受青训，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很开心，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他就成长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更成熟、更能承担责任——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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