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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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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连续342天反对国产教练担任国足教练
342天!旗帜鲜明地反对“现阶段,用国产教练担任国足教练”!我已经连续342天发此话题微博。如果国足有冲进2030世界杯的决心，就应该从找高水平的外籍主教练开始自己的努力。在“中国足球特殊环境”中成长的国产教练，能出淤泥而不染，就已不错了，不能指望他们能有多高的水平。咱们国家许多像网球一样的曾经落后项目，都能用好高水平外籍教练员，从而摆脱落后地位。许多足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都能用好高水平外教，从而提高自己足球水平。好像只有国足，请高水平外籍教练有没有用，能成为争论话题? 国足，成为了全球体育界特例?国足选帅应深思……
【球队数据】
一超多强还是群雄混战？9队争季后赛，CBA新赛季格局一篇文章给你捋清楚
平均年龄24.9岁，既有即战力又有深度，这套阵容在CBA确实没有明显短板。
北京排在第二档。北京队这个夏天也有补强，但和上海比起来，阵容深度还是差了一口气。
距离CBA新赛季开打越来越近，有媒体把20支球队按实力分了四档。
当然，分档只是休赛期的纸面预判。CBA的特点就是，纸面实力和场上表现经常对不上。上赛季谁能想到上海能走到最后？
最有意思的是中间那档——9支球队挤在一起争季后赛名额。辽宁、广东、浙江、新疆这些传统强队都在这一档，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赛季开始后，这9支球队之间的每一场交锋都可能影响最终排名。
结论有点出人意料：上海独一档，北京紧随其后，剩下的球队全在混战。
先说说上海为什么是独一档。
休赛期上海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和刘铮、李弘权、张镇麟、偰李永炜、闫鹏飞、袁堂文六个主力全部续约，保留了上赛季的核心班底；二是从青训上调了郭丰玮、王青山等四个年轻人，补充了新鲜血液。
新赛季最大的悬念不是谁能夺冠，而是中间那9支球队里，谁能杀出重围拿到季后赛上半区的位置。从揭幕战开始，每一场都不能松。
【历史交锋】
很多人认为弗格森卖掉贝克汉姆是因为那次著名的“飞靴门”事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弗格森看来，真正的原因是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对这位曼联头号球星的控制。贝克汉姆曾是弗格森眼中近乎完美的球员：出身曼联青训，训练刻苦，天赋异禀，更是1999年“三冠王”奇迹的核心成员。然而，随着贝克汉姆逐渐从一名纯粹的运动员转变为全球偶像，两人之间的裂痕开始产生。弗格森在自传中透露，矛盾早在2003年那个更衣室冲突的下午之前就已经埋下。
弗格森的治军原则始终如一：集体利益必须高于个人。无论球员多么富有或出名，其队内地位必须由专业表现和职业纪律决定。当他感觉到贝克汉姆的个人声望开始威胁到主教练的权威和更衣室的权力结构时，这位苏格兰名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认为贝克汉姆被“名人文化”卷入太深，甚至因此错失了成为曼联史上最伟大传奇的机会。
2003年2月曼联在足总杯负于阿森纳后，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弗格森对贝克汉姆在防守中的失职感到愤怒，并在更衣室争吵中踢飞了一只球鞋，意外击中了贝克汉姆的眉骨。随后，贝克汉姆带着伤痕出现在媒体镜头前，这在弗格森看来是公开挑战教练权威的行为，让这段师徒关系彻底走向破裂。
事实上，无论是后来的罗伊·基恩、范尼斯特鲁伊还是保罗·因斯，只要弗格森感到球员的影响力威胁到了教练对球队的绝对控制，他都会果断选择将其出售。贝克汉姆的情况尤为特殊，因为他几乎被弗格森视如己出，但这种情感最终还是让位于了主教练的权力准则。
让弗格森感到不安的并非贝克汉姆竞技状态的下滑，而是他日益沉迷于名利场和场外生活。弗格森曾提到一个细节：贝克汉姆曾在球队聚餐时戴着毛线帽，只为在媒体发布前遮盖自己的新发型。在弗格森看来，这不仅关乎发型，更意味着场外的商业算计开始侵蚀球队的日常纪律。作为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和著名歌手维多利亚的丈夫，当时的贝克汉姆已不再是普通球员，而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商业品牌。
2003年夏天，贝克汉姆远走皇家马德里。虽然曼联失去了一位商业价值极高的巨星，但在弗格森的铁腕治理下，球队迅速开启了新时代，并在同年签下了C罗。回顾往事，弗格森卖掉贝克汉姆并非因为发型或维多利亚，而是为了捍卫老特拉福德的秩序——在这里，任何球员都必须在集体的框架内运行，一旦跨越红线，离队便只是时间问题。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比赛分析】
连续342天反对国产教练担任国足教练
342天!旗帜鲜明地反对“现阶段,用国产教练担任国足教练”!我已经连续342天发此话题微博。如果国足有冲进2030世界杯的决心，就应该从找高水平的外籍主教练开始自己的努力。在“中国足球特殊环境”中成长的国产教练，能出淤泥而不染，就已不错了，不能指望他们能有多高的水平。咱们国家许多像网球一样的曾经落后项目，都能用好高水平外籍教练员，从而摆脱落后地位。许多足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都能用好高水平外教，从而提高自己足球水平。好像只有国足，请高水平外籍教练有没有用，能成为争论话题? 国足，成为了全球体育界特例?国足选帅应深思……
【球队数据】
一超多强还是群雄混战？9队争季后赛，CBA新赛季格局一篇文章给你捋清楚
平均年龄24.9岁，既有即战力又有深度，这套阵容在CBA确实没有明显短板。
北京排在第二档。北京队这个夏天也有补强，但和上海比起来，阵容深度还是差了一口气。
距离CBA新赛季开打越来越近，有媒体把20支球队按实力分了四档。
当然，分档只是休赛期的纸面预判。CBA的特点就是，纸面实力和场上表现经常对不上。上赛季谁能想到上海能走到最后？
最有意思的是中间那档——9支球队挤在一起争季后赛名额。辽宁、广东、浙江、新疆这些传统强队都在这一档，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赛季开始后，这9支球队之间的每一场交锋都可能影响最终排名。
结论有点出人意料：上海独一档，北京紧随其后，剩下的球队全在混战。
先说说上海为什么是独一档。
休赛期上海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和刘铮、李弘权、张镇麟、偰李永炜、闫鹏飞、袁堂文六个主力全部续约，保留了上赛季的核心班底；二是从青训上调了郭丰玮、王青山等四个年轻人，补充了新鲜血液。
新赛季最大的悬念不是谁能夺冠，而是中间那9支球队里，谁能杀出重围拿到季后赛上半区的位置。从揭幕战开始，每一场都不能松。
【历史交锋】
很多人认为弗格森卖掉贝克汉姆是因为那次著名的“飞靴门”事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弗格森看来，真正的原因是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对这位曼联头号球星的控制。贝克汉姆曾是弗格森眼中近乎完美的球员：出身曼联青训，训练刻苦，天赋异禀，更是1999年“三冠王”奇迹的核心成员。然而，随着贝克汉姆逐渐从一名纯粹的运动员转变为全球偶像，两人之间的裂痕开始产生。弗格森在自传中透露，矛盾早在2003年那个更衣室冲突的下午之前就已经埋下。
弗格森的治军原则始终如一：集体利益必须高于个人。无论球员多么富有或出名，其队内地位必须由专业表现和职业纪律决定。当他感觉到贝克汉姆的个人声望开始威胁到主教练的权威和更衣室的权力结构时，这位苏格兰名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认为贝克汉姆被“名人文化”卷入太深，甚至因此错失了成为曼联史上最伟大传奇的机会。
2003年2月曼联在足总杯负于阿森纳后，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弗格森对贝克汉姆在防守中的失职感到愤怒，并在更衣室争吵中踢飞了一只球鞋，意外击中了贝克汉姆的眉骨。随后，贝克汉姆带着伤痕出现在媒体镜头前，这在弗格森看来是公开挑战教练权威的行为，让这段师徒关系彻底走向破裂。
事实上，无论是后来的罗伊·基恩、范尼斯特鲁伊还是保罗·因斯，只要弗格森感到球员的影响力威胁到了教练对球队的绝对控制，他都会果断选择将其出售。贝克汉姆的情况尤为特殊，因为他几乎被弗格森视如己出，但这种情感最终还是让位于了主教练的权力准则。
让弗格森感到不安的并非贝克汉姆竞技状态的下滑，而是他日益沉迷于名利场和场外生活。弗格森曾提到一个细节：贝克汉姆曾在球队聚餐时戴着毛线帽，只为在媒体发布前遮盖自己的新发型。在弗格森看来，这不仅关乎发型，更意味着场外的商业算计开始侵蚀球队的日常纪律。作为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和著名歌手维多利亚的丈夫，当时的贝克汉姆已不再是普通球员，而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商业品牌。
2003年夏天，贝克汉姆远走皇家马德里。虽然曼联失去了一位商业价值极高的巨星，但在弗格森的铁腕治理下，球队迅速开启了新时代，并在同年签下了C罗。回顾往事，弗格森卖掉贝克汉姆并非因为发型或维多利亚，而是为了捍卫老特拉福德的秩序——在这里，任何球员都必须在集体的框架内运行，一旦跨越红线，离队便只是时间问题。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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